作者：侯且岸 泉源：北京日报张元济手迹 克日，因编一套大学生启蒙读物“中华文假名篇随身读”丛书（高等教育出书社即将出书），涉及诸多近代文假名人，其中就有我国著名的出书家、教育家张元济先生（1867-1959年）的《教育救国论》，由我来作选编导读注释。在选编张老的文章时，我有幸读到他在1952年填写的一份干部“履历表”（参见《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602-605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颇有意外之感，也从中触发出若干遐想。
关于“家庭身世”和“本人成份” 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所有正式表格开头都市有两项必填的重要内容，即家庭身世和本人成份。这份履历表亦不破例。张老填报：“先父以前清通判在广东候补，历署会同、陵水等县知县”。
而本人成份则是：“幼年随官在粤，延师授读。及长，由科举身世，历官京职。
罢官（时任总理各国是务衙门章京。因到场戊戌百日维新，清德宗以特旨与康有为同日召见。政变后而被免职——笔者注）后侨居上海，入教育界。
旋入商务印书馆，为商”。就我的明白，之所以要批注家庭身世和本人成份，无非是开宗明义，要人交待清楚自己的阶级属性和阶级态度，以备组织甄别。张老这样填报，显然并不切合要求，也说明他不解其意。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上述两项内容在表格中已经逐渐作古。
但它所遗留的历史影响却很难彻底从人们头脑中根除。关于“宗教” 张老写道：“无。幼读儒书，世人每称儒教，余以为非是”。一般来说，这一有关信仰的问项在厥后的表格中是没有的，取而代之的就是“政治面目”。
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问题在于，我们在填写“政治面目”时，很少能像张老那样明确地填“无”（无党派），并说明其中的缘由。更令人费解的是，如果是没有政党归属的话，那往往就会要注明“群众”。
这个“群众”和政治倾向与思想信仰又有什么关系呢？“群众”这个说法真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下。关于“文化水平” 对此，张老只写了一句：“稍能做普通旧式诗文”。
今天看来，这样表现自己的文化水平，着实令人惊奇。不外，我倒是很看中并佩服张老的这种坦然。
他确实是在自谦地回覆自己对文化明白和文字应用的水平。事实上，仅就语言文字能力和写作水平而言，他的文言与白话俱佳，长于种种体裁的写作，其诗文作品可谓雅俗共赏。从这里，足见老一辈知识人对文化所抱有的认知态度是何等审慎啊！倒是今天这类表格中泛起的用“大学本科”、“研究生”来标明文化水平，凸显出其表达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这恐怕也是中国语言功效某种缺失的体现。
其实，更准确地说，这应是指“受教育水平”，而完全不是“文化水平”。 关于“到场革命及现在的经济状况” 张老写道：“解放前已辞去商务印书馆职务，仅充董事，以鬻文卖字维持生活，今仍卖字，然甚微矣。持有商务印书馆股票，在人民银行存有□存款人民币。
”（“□”处原表为空缺——笔者注）这一项似乎是很难为张老了，他从戊戌维新进入政界，被逐出后便从学、从商，与革命没有发生任何联系。倒是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他说得实在，一介书生，以“卖字”为生。
放到今天，要说明自己的经济情况，多用详细数字来表达，人为、奖金，等等。但手中持有的股票情况，又有谁在表格中能给说清楚呢？ 关于“有何重要的社会关系” 张老第一个填的是“安徽人胡适”。
他不适时宜地将胡适褒奖一番：“初见其文字勇于提倡白话文，居亲丧不为习俗所诱。余颇重其为人。在上海居同里闬，衡宇相望，时相过从。
后入京任北京大学校长，音书不停。解放前将去美，勖以研究学术，异日回国，仍可有所匡助”。要知道，此时的胡适已是被批判、声讨之工具，张老能凭着良心来证明他们的关系，简直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
更况且，他还敢直言其学术日后“仍可有所匡助”的话，是不为势力所动，率真地讲明了自己的基本态度。关于“何时何地因何受过何种奖励何种处分” 这是表中最有意思的一项。张老如实作答:“在前清到场一八九八戊戌维新，八月政变，西太后训政，德宗囚，余受免职永不叙用处分。
不意四年后又开回复官，且擢我员外郎”。应该说，他这样填报简直是历史事实，但如此将差别时空条件下发生的问题放在一起，几多显得有些滑稽。不外，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里我们需要相识和思考的倒是在奖励和处分背后隐含的又是什么？ 关于“有何著作及发现” 张老自述：“发现何敢言？仅仅写成几本小书而已。
”而对自己的著作，张老均有直白的自评。如“《校史随笔》，一知半解，于史学无涉也”。
“《中华民族的人格》，鉴于其时殷汝骊（耕？）（应为殷汝耕，殷汝骊为其兄。1935年，殷汝耕公然与日本侵略者相勾通，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严密控制的势力规模。
他团结冀东各地亲日分子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后出任日本培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汪伪政权要职。1947年12月，经审判，殷汝耕被处决——笔者注）之冀东独立，痛吾国人格堕地。正在校史，愤而作此”。
《宝礼堂宋本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二种，“不外写的书账，不敢言著作也”。而且竟对出书的“日期全无影象”。
至于说自己的专业技术，他也只是坦陈：“略知印刷业或许情形及所谓版本目录之学”。说到事情及其志向，他则实事求是，“暮年久病，焉能事情？即有志愿，亦空言徒托已”。字里行间无处不透露出张老平和心境中的谦逊与洒脱，看不到一点儿功利与骄躁。
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与今人最大的区别吧！关于“何年月至何年月，在何地何机关（团体），任何职务” 在表中，张老写得最多的是他的文化教育履历。这一点，我并不感应惊讶。
例如：“一八九六年（记不真确），与陈昭常、夏偕复等在北京建立通艺学堂，习英文、算学。京官子弟来学者甚众”。“一八九八年，到场戊戌百日维新。
清德宗以特旨与康有为同日召见。是年八月政变，免职，到上海，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事”。“一九二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事务……至一九九年（此处回忆有误——笔者注），辞司理，改任董事，以至于今”。“一九六年，清学部奏请开回复官，调入该部参事厅行走。
又由外务部奏调开办储才馆，派充总调。因与唐绍仪意见不协，告退南返”。“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推余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九月，在南京开第一次院士集会，被邀出席”。
“一九四九年，中央人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集会，被邀出席。又任全国委员会委员”。从张老择要记述的履历中，我推测到他心田的清高与孤独。自到场戊戌维新被免职后，他显然就抱定了远离政界的信念，不与权要为伍，纵然是官至学部副大臣的诱惑，他也不为所动。
他的这种情怀，我在他的“挽章太炎联”中获得印证。“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以身试法，为我国言论力争自由之第一人”（参见《中华民族的人格》[附：张元济抗日战争时期著作选辑]，第59页，辽宁教育出书社2003年版）。确实，只有无欲无求，才敢于为民请命、为群奉献、为国献身！张老真是以太炎为楷模，为弘扬、传承民族文化事业而倾注了全力。
他在“教育救国”和“学术救国”的门路上走得是那样坚实，赢得了世人的崇敬。他的职务以致履历其实并不需要找人来证明，因为历史已经做出了公正的评判。从这样一份原本并不起眼儿的干部“履历表”，我读出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读出了智者的境界与尊严，更仰慕菊生老（张元济，号菊生）那高贵而奇特的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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