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整理：郑晓雯泉源：武大经济刑法 2020年11月27日19:00-21:00，武大刑事法青年讲坛第9期于线上举行。本期主讲嘉宾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钢副教授，与谈人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李颖峰讲师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敬力嘉老师。本次运动在武汉大学法学院陈金林副教授的主持下举行。
来自各高校、实务部门的师生与实务专家百余人到场了本次讲坛。《法益理论的诸问题》主讲人：王钢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钢简介：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清华法学》杂志刑法学责任编辑。王钢副教授于1999年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2003年获法学学士学位；2003年在清华法学院免试继续读研，师从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张明楷教授，并于2006年获刑法学硕士学位。
2007年赴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留学，2009年以全优结果获德王法学硕士学位（LL.M.），2013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以全优结果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德王法学博士结业论文《营救酷刑的刑事正当化：德国与美国的比力研究》用德语完成，已在德国出书，并获评德国弗赖堡大学2013年度优秀博士论文。
王钢副教授学术功底深厚、理论结果颇丰，停止现在，在《中王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学家》等法学权威期刊上揭晓学术论文数十篇，出书中文专著《自由主义视野下的刑法问题研究》、《德国判例刑法（分则）》。01我国学界对法益观点的探讨 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社会危害性”是刑法学最为焦点的观点之一，也是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
法益观点直至20世纪90年月才开始引入我国。▶海内对法益观点的首次叙述： 法益侵害说才是“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最为直接、最为科学的表述”。（杨春洗、苗生明：《论刑法法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海内对法益理论的首次全面阐释： 张明楷教授的《法益初论》 对法益观点生长的渊源、基本问题、在刑法各论中如何通过法益指导分则条文的适用，举行系统全面的阐释。随着法益学说在我国的流传，“刑法的任务在于掩护法益”的理念被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普遍接受。
但近年来，众多学者又开始对法益观点举行反思：（1）法益观点的意义何在，是否只是社会危害性的另一种表述？（2）如何确定刑法罪名所掩护的法益（解释论），是否能通过宪法确定刑法法益（立法论）？（3）什么是团体法益（超小我私家法益）？风险社会配景之下，刑法中的法益更多倾向于体现为团体法益，如何界说和确定团体法益？团体法益和小我私家法益是怎样的关系？02法益观点在德国的生长史A. 康德：执法（法权）是使所有人的自由意志能够与其他人的自由意志相协调的条件的总和。a) 基于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使差别人的自由领域得以和谐的统一。b) 用执法（法权）界分和掩护差别人自由权利的领域。小我私家在领域内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他人不行侵犯，否则组成非法。
B. 费尔巴哈：犯罪是侵犯他人自由权利的行为。（权利侵害说）a) 在犯罪本质上贯彻康德思想，将犯罪明白成对他人自由权利的干预干与和妨害。
b) 权利侵害说存在的问题：过于抽象，而抽象的主观权利许多情况下无法被侵害。举例来说，张三窃取李四的财物，此时李四对张三享有返还财物请求权，这一请求权的基础是所有权。
由此可知所有权作为所有者的主观权利，不会因为偷窃行为的发生而灭失。C. 比恩鲍姆：犯罪就是侵害“益（财）”的行为，侵害的是在执法上归属我们的“益”。
（温和的实证主义）a) 犯罪不是对抽象权利的侵害，而是侵害着体现权利的客观上存在的工具→益（财）b) 益（财）：不仅包罗客观上的财、物，还包罗主观上的民俗习惯、道德看法等。由此比恩鲍姆对于某些问题和费尔巴哈发生差异。如对于性民俗相关的犯罪，费尔巴哈通过权利侵害说的看法认为其不是刑法犯罪；而比恩鲍姆将民俗、道德看法纳入益（财）又将其归入犯罪。则从法益观点的起源考察，法益观点并未体现自由主义的倾向，在其降生之初甚至是与自由主义相反。
c) 温和的实证主义：比恩鲍姆的观点原本可以发挥立法批判性，但在其时益（财）被用于解释刑法中险些存在的所有犯罪，则实际使用时这一观点丧失了立法批判性，而是变为实证主义，即从刑法自己明白法益。D. 宾丁：法益就是立法者所欲掩护的对法秩序有价值的事物，是应当受到执法掩护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状态。（形式的法益观点，后续被生长为状态说）a) 形式的法益观点：完全的实证主义，对于法益的界说全部基于刑法自己而来，因而对于刑法不行能有任何的批判性。
b) 状态说：法益是刑法行为规范被遵守的状态。法益掩护等同于要求国民遵守刑法，对于刑事立法不具有意义。c) 由此导致的历史教训：在形式的法益观点下，法益彻底丧失了立法批判性能，在纳粹统治期间，甚至将“德意志民族的纯洁性”纳入法益的规模。
E. 李斯特：社会生活中的主体首先认可某种事物有利益，立法者继而将这些利益纳入刑法予以掩护，乃使之成为法益。法益实质上是指“国家配合体的生活条件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小我私家的生活条件”，不是法秩序发生法益，而是生活发生利益。
（实质的法益观点）a) 法益并不是源于刑法，而是源于刑法之外。如果一种利益没有被社会成员认可是配合生活的须要条件，就不能被划定为法益。b) 问题：哪些利益应当被立法者采取？实质的法益观点自己没有提供太多可以判断的依据。
F. 罗克辛：法益即对小我私家的自由生长、基本权利之实现以及基于这两个目的所建设的国家之运作不行或缺的所有现实存在和目的设定。a) 这一界说涵盖庞大的内容，也体现从实质界说法益观点的难题。
德国的法益观点生长史显着体现出了两条理论路径：实证主义的法益观点和前实定的法益观点。前者如比恩鲍姆、宾丁等，后者如李斯特等。造成这种理论分歧的基础原因在于，对法益观点的功效的差别明白：A.实证主义的法益观点：偏重法益观点的解释论性能 基于现有刑法条文分析法益，对法益观点的界说相对来说详细，可是丧失了对刑事立法的批判性。B.前实定的法益观点：偏重法益观点的立法批判性能 对法益观点的界说相对来说抽象，但在解释一些现有刑法中普遍存在且被普遍接受的犯罪所掩护的法益究竟为何时，存在模糊甚至难以解释的难题。
举例来说，侮辱尸体罪所掩护的法益为何？妨害社会治理秩序？死者眷属的情感？社会对死者敬虔的情感？ 两种法益观点的理论路径均存在不足，理想中的法益观点应该能够实现立法批判息争释论性能的联合。03法益的立法批判性能（一）通过法益指导立法的须要性？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刑法和刑罚作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干预干与，一定需要被正当化。问题是，这个任务是否可以由法益之外的其他观点来完成？1.规范违反说a) 把犯罪的本质明白为对行为规范的违反，如Jakobs教授认为法益是无用观点，刑法的任务，不在于掩护法益，而是在于掩护规范。法益只有在一个意义上是有可能被接受的，即法益是指规范被遵守的状态。
b) 王钢老师对规范违反说的质疑：规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社会为什么会有规范？以及这些规范的目的是什么？在脱离法益、背后掩护的目的的情形下，何以泛起规范？规范基于人的实践理性而发生，背后一定有更深条理的原因，这些更深条理的目的可能就是法益。2.社会危害性理论（社会关系说）a) 我国传统的社会危害性说体现为社会关系说，认为犯罪是妨害社会关系的行为。
b) 从社会关系说的角度，基本不具有指导刑事立法的功效。社会关系的庞大性使得很难从破坏社会关系的角度论证哪些行为应当被纳入犯罪。（二）法益立法批判性能的实现路径 前实定的法益观点才可能具有立法批判技术，其必须借助独立于刑法之外的要素界定法益、限制刑事立法的规模，而刑法之外的利益与价值不可胜数，故必须借助某种尺度来选择，究竟哪些刑法之外的利益或价值能够或者应当成为法益观点的基础。
1.宪法基本权利和基本原则 通过宪法例定的基本权利和基本原则（特别是比例原则）来确定法益的规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法完全解决法益立法批判性能问题。（1）宪法基本权利的性质：宽泛性、模糊性 宪法的基本权利很是宽泛，而刑法只能掩护宪法权利中的焦点内容。宪法在思量哪些权利应当受到掩护时，险些永远是在基本权利之间相互权衡，单纯从基本权利自己很难过到刑法所掩护的法益规模。
同时，宪法权利很是模糊，如我国宪法并未明确划定生命权受掩护，而公民的生命权受掩护是从宪法掩护人权的条文中解释得出。再如德国宪法中并未划定一般人格权受掩护，这一权利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德国学者联合宪法中第2条及人性尊严的划定解释得出。（2）比例原则的内在及其局限性a.国家行为必须遵循正当目的。对于法益的认定险些无法起到限制作用，除非极端情形，立法者基本都可以找到设定法益的正当目的。
b.国家行为适于实现这一目的。对于法益的认定同样无法起到限制作用，因为刑法总是适于实现某个目的，无论目的是否合理。
c.国家行为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须要手段。从立法者的角度，刑法永远可以比其他部门法来说到达更好效果，因此很难认为刑法加以干预不是须要措施。d.国家行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与实现正当目的的收益间有基本的合比例关系。
可是，除非极端情形，立法者在解释条文是否超出狭义比例关系时讲话权很大。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自六七十年月以来少少宣布刑法条文违宪。（3）德国的实践履历 “血亲合奸案”，德国联邦法院以微弱多数认为刑法条文不违宪，其仍然掩护了正当利益，由此可知通过宪法限制法益的规模其实很是难题。
（4）我国的现实国情a.我国对于宪法基本权利的划定更为模糊。b.我国宪法教义学的生长远远滞后于德国。c.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不适用宪法，也欠缺违宪裁决机构。
宪法基本权利和基本原则只能在极端情形下消极地确认哪些利益不能被视为应当以刑法加以掩护的法益，而无法努力认定哪些利益应当成为法益。2.社会系统论的视角联合刑法的基础任务界说法益，并据此发挥法益观点的立法批判性能。在社会系统论的视角下，刑法的基础任务是维护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的存续。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社会系统必须满足四个功效性条件，才气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延存。
（1）适应功效，即社会系统由其外部情况获得足够的资源或能力并在系统中对之举行设置（经济系统）；（2）目的实现功效，即社会系统有助于行动者确定其目的，并为实现这些目的而引发和调动该系统中的能力与能量（政治系统）；（3）整合功效，即社会系统能够维持自身的连贯性和一体化，建设控制手段、保持子系统协调运转、防止系统发生严重杂乱（规范系统）；（4）潜护功效（模式维持功效），即社会系统应当维持社会的配合价值观并使之在社会系统内部制度化（文化价值系统）。执法是社会系统用于克服整合问题的主要手段，其功效正是在于，通过设置行为规范而且要求社会成员依规范行事，从而建设起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行为期待，维持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对于刑法而言，也同样如此。
故刑法只能对危及人们配合生活所必须之外在条件、具有造成社会系统失效之危险的行为加以处罚。社会危害性的法益观点：任何利益或客体，只有当其属于社会配合生活的须要条件，对之的威胁或损害足以危及社会配合体的存续时，立法者才气将之视为法益，并通过刑法对之加以掩护。（1）对于社会危害性的认定，应当凭据可普遍化原则举行。
普遍化原则的背后是康德的法哲学思想。可普遍化，即可被社会成员（理性人）所广泛接受的尺度。
详细而言，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方面，需要思量相应行为被普遍化之后，是否会导致社会系统的失范或失效；另一方面则需要检视相应行为在社会配合体中被普遍化的可能性，即该行为是否存在被国民普遍效仿的可能，以至于刑法有须要对之加以预防。（2）刑事立法的规模最终取决于社会的基础政治决议和社会的生活事实，基础上而言是一个政治学和社会学问题，不行能完全由法益观点决议。
04法益的解释论性能（一）法益观点对刑法解释不行或缺 以社会危害性为焦点的法益观点虽然能够顾及法益观点的刑事立法批判功效，但无法替代法益观点的解释论性能。1. 许多行为在被普遍化之后可能都具有社会危害性，但究竟是否组成犯罪，是组成此罪还是彼罪，不能仅从社会危害性上得出结论。如居心破坏财物罪，单纯妨害他人对财物的使用是否能组成居心破坏财物罪，不能仅从社会危害性上得出结论，而是取决于如何从体系上明白居心破坏财物罪，如怎样思量居心破坏财物罪的规范目的等，需要联合许多刑法上的因素才气够确定。
2. 法益观点的解释论性能在于，促使解释者确定详细条文的体系职位和规范目的，并据此出发在疑难案件中合理界定刑法条文的适用规模。（二）各罪中的法益认定问题 法益观点的解释论性能取决于对各罪所掩护的法益的认定，在确定各罪的法益时，可能需要注意几个问题：1. 解释论意义上的法益观点往往是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的效果。
如我国与德国对偷窃罪的法益界定差别，因为两国刑事立法的体系差别。2. 基于社会危害性的法益观点，各罪所掩护的法益应当体现为维系社会配合生活所必须的外在条件。
a.法益不能只是详细的行为工具详细的行为工具没有可普遍性。b.法益原则上不能只是某种道德情感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是多元化的，很难说某一种道德情感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存续。固然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社会配合的道德情感，有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存续。
如果到达了这一水平，刑法对其提供掩护就是正当的。c.团体法益与小我私家利益 团体法益要可以被还原成人的利益，如情况犯罪掩护自然情况资源的基础目的是掩护人类配合社会生活所存续的条件。
d.小我私家法益的双层结构如产业犯罪：详细的、可见的、可感受的外在工具+内在、动态的内核，即小我私家支配产业的意志自由。与谈分享与谈1李颖峰 王老师对法益观点作了一场深入浅出的讲座，从法益的起源、沿革出发，以提出小我私家的看法为终结。全篇围绕着法益的两个重要性能展开，即立法的批判性能和组成要件的解释性能。
从法益的立法批判性能而言，我国正处于刑事立法的活跃期，主要趋势是入罪的增加，则此时对法益立法批判功效的讨论则显得十分须要。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立法的批判性能可以明白为犯罪化正当化凭据的问题，则法益可以被明白为犯罪化正当性的凭据之一，除法益外还存在其他的正当化依据，如执法家长主义、执法道德主义等。只管刑法学者可能对执法道德主义存在天然的排挤心理，但我小我私家认为刑法中很难完全排挤道德。
如民俗犯罪，通常而言我们认为其掩护的法益是善良的性民俗，这种表述与性道德可能并没有实质区别，或者仅仅是表述方式的区别。因此执法道德主义在某种水平上也可以作为犯罪正当化凭据之一。首先，应当对犯罪化正当化凭据作一元化明白还是多元化明白，也是应当研究的问题。
如构建违法性阻却事由究竟应当采一元结构还是多元结构，也存在差别的看法。有的学者主张一元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原理即法益权衡说。
后又有学者认为法益的观点并不能涵盖所有情况，而提出利益权衡说。无论是法益权衡说还是利益权衡说，只管对于大部门正当化事由存在说服力，可是对于一些特定的正当化事由而言，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考究。如被害人同意的问题，可能更多的学者认为被害人同意不是法益或利益的权衡，而是法益或利益的阙如。
固然，有学者仍然想回到一元的看法回覆这一问题，即被害人被侵害的法益和其自我决议权的实现都是利益，两者相较下自我决议权的利益更大，因此可以正当化；而同意他人杀死自己时，生命权比自我决议权更重要，所以不能阻却违法。就法益的问题，如果接纳一元的结构构建犯罪的本质，形式上的优点是统一性，可这种结构所带来的的问题是法益的精神化，即法益观点越来越抽象。
因此有些学者指出应当将法益观点详细化，制止抽象化，但详细化时有些犯罪的法益难以界定。相反地，如果想用一元结构构建法益侵害说，不行制止地会使法益观点抽象化。则此处存在悖论，要坚持一元理论构建，就需要接受法益观点精神化、抽象化的问题。其次，法益的立法批判性能很是有限。
无论是从法益的历史沿革还是立法现状角度视察，法益对于立法的批判和限制功效都是很是有限的。学者和立法者思考犯罪化问题时的出发点差别，学者更多是从理论上讨论立法的应然状态，而立法者所需要的思量的因素则更为广泛综合。好比有学者批判我国刑事立法存在的由个案而发生的情绪化立法、激动立法现象，但换位至立法者角度，能否完全不思量国民的情绪和容忍度，也很难定论。
当立法者思量犯罪化问题时，不行能只思量法益侵害一个因素。如韩国宪法法院的裁决通奸罪的态度从不违宪逐步转变为违宪，理由是通奸罪侵害了性的自我决议权与私生活的秘密。
思量到通奸罪有可能侵害婚姻家庭关系这一法益时，我们或许可以认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还需要思量利益的权衡以实时代的生长带来的国民对于某种行为的情感、认知的变化。因此，立法者在思量某一行为入罪与否时，法益可能不是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对法益的立法批判性能或许不应当有过高期待。同时，刚刚王老师也提到我国违宪审查的问题，由于我国宪法监视制度自己和实施并不理想，因此并不能借由违宪审查弥补立法批判性能的有限性，这一问题确实存在难题局势。
再次，关于法益的解释性能，我们可以将它明白为法益的实证化，从我国现状而言，或许法益对组成要件的解释性能比立法批判性能更重要。学者可以尽可能用解释的方法限缩组成要件的规模，如将聚众淫乱罪的界定限缩在能够被不特定多数人所知悉的方式举行的淫乱，这或许是更为可行的现实方案。最后，关于王老师所提出的社会系统论的看法，我认为是很是有益的实验。
而王老师所提及的规范违反说问题，我想分享一些小我私家看法。由于在实验用一元化的法益侵害说解释所有犯罪现象时，不行制止会导致法益的精神化和抽象化，此时法益还能否起到对规范目的正当性的指引作用，就会存疑。
既然如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可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掩护规范效力自己。规范违法说最大的问题是规范的正当性凭据何在，因此通行的行为无价值二元结构理论认为，行为规范的设置目的是掩护法益。但由于法益自己不行制止地抽象化，法益在不少情况下还能否起到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作用，也存在疑问。
对于显着不妥的行为，可以通过二元结构想考，如果我国能建设起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可以通过违宪审查宣告执法条文的无效或废止；而更多情形下，我们可以通过刑法的限缩解释去实现法益的立法批判性能。与谈2敬力嘉 我对于王钢老师讲座的两点内容很是赞同。第一，我们固然可以在我国刑法所主张的社会危害性为焦点的观点之下明白法益观点，但前提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法益不即是客体，法益侵害也不即是社会危害性。
第二，在法益自己的结构中，对于前实定法和实定法的法益观点所对应的法益的立法批判息争释的功效，王老师主张要在社会系统的整体中明白法益所具备的立法批判功效的局限性，同时也要在刑法的教义学层面明白法益指导刑法解释论的功效的不行或缺性，我也很是赞同。我小我私家关于法益观点自己有以下三点体会，供列位老师同学品评指正： 第一，团体法益观点的开放性，在我看来造成了法益观点的立法批判功效息争释论功效的冲突。如何化解这样的功效冲突，需要回覆的基础问题是如何明白小我私家法益和团体法益的关系。
我小我私家认为，应当从价值和实定利益维度相区分的视角视察。首先在价值层面，所有的法益都要为了掩护宪法所掩护的小我私家基本权利而存在。王老师和李老师都认为宪法的基本权利过于宽泛、模糊，不能够成为法益观点证立的直接泉源，可是在我看来，宪法所确定的小我私家的基本权利，对于实现价值层面团体法益、小我私家法益观点的共存必不行少。
其次，在实定利益层面，我认为法益固然要具备现实关联，而且法益的内容要可以被详细化。所以我所主张的法益观是一种二元论的法益观，在价值层面，团体法益固然要为了掩护小我私家的基本权利而存在；在实定利益层面，小我私家法益和团体法益所指向的实定利益不存在先后或者导出的关系，两者之间不属于零和博弈的关系，它们应当能够共存。但这种二元论的法益观需要回覆的前提问题是：如何确认真正的团体法益而不是伪法益？关于这一点，我认为通过明确法益的价值基础和现实的利益基础，在此基础上才气够进一步明确详细犯罪的组成要件类型，进而才气明确相应犯罪中组成要件行为和法益之间的规范关联。
在我看来，通过寻找这种规范关联，才气够越发明确详细犯罪解释和适用中法益的实质内在。好比寻衅滋事罪中，通说所主张受掩护的社会公共秩序在我看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体法益，本罪实质指向的是对详细的小我私家法益的侵害，行为特征上的随意性实际上指向了对不特定多数人法益的侵害，因这才使本罪成为抽象危险犯的组成要件类型。
再好比毒品犯罪，王钢老师主张毒品犯罪所掩护的法益是不特定多数公民的生命康健，不包罗毒品犯罪所引发的、附随的消极社会结果，这点我很是赞同。第二，在刑法教义学层面，我认为只有实现了法益的解释论功效，才气实现法益的立法批判功效。立法在设置组成要件行为时，未必严格权衡了法益侵害的质量，在中国刑事立法努力扩张的场景之下更是如此。
此时，法益具备解释详细组成要件的功效时，实质上就是在实践其立法批判功效，而且真正实践法益立法批判功效的不是法益观点自己，而是法益的价值维度，即法益的基本权利基础。因为在立法论的层面，法益是立法者能够通过特定刑法例范掩护的目的，而评价何种目的值得刑法掩护的价值基准，不是法益观点的整体，而是决议法益价值层面内在的掩护公民小我私家基本权利的价值基准。好比我认为信息网络犯罪掩护的法益，不能够简朴的解释为宁静或秩序，而应该要寻找信息网络情况下，公民是否发生了新的信息自决权的基本权利作为基础。
第三，我赞同王老师和李老师前述提及的看法，即对于法益观点更广义上的立法批判功效，本质上是对于犯罪化正当性凭据的拷问。正如王钢老师所言，这种犯罪化正当性凭据的拷问本质上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问题，不行能仅仅依靠法益的观点完成，而要放在更为辽阔的社会现实中举行多方面的权衡。好比英美刑法学者所探索的犯罪化原则事实上都指出，无论是法益掩护原则还是危害原则，都不行能独立负担犯罪化凭据的重大任务。如果我们对法益赋予成为犯罪化基础的过高期待，可能法益观点就会在全能化中走向虚无化。
即刑法教义学应当明确自身的功效界限，法益观点自己不能承载过高的期望值，如果能够让法益观点真正实现对详细罪刑规范的解释论功效，事实上也是在刑法教义学的规模内实现有限的法益立法批判功效。问题交流//1.对于李颖峰老师看法的回应。王钢老师：从一元化角度出发会导致法益观点的抽象化，这是无法制止的问题，可是抽象过分会导致法益观点的精神化，这又会导致法益彻底的丧失解释论的性能。所以理想门路仍然相对折中，即一定水平上虽然会导致法益观点的相对抽象，但又不外于抽象。
所以我小我私家经由权衡从社会配合生活的须要条件来界说法益，在适用层面可以保持抽象同时又给予相对可详细掌握的内在。好比李老师所提及的道德情感，如果确实成为社会配合生活的条件，将这种道德情感作为法益加以掩护，我小我私家认为是具备正当性的。
韩国宪法法院对于通奸罪的危险裁决也说明随着社会事实的改变，社会道德情感有所转变，通奸行为不再被社会成员视为影响到社会配合体配合生活须要条件的行为，因此也可解释将其从刑法中去除。//2.对于敬力嘉老师看法的回应。王钢老师：小我私家法益、团体法益一定从人的利益引发而出，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团体法益一定以小我私家法益为前提。
团体法益可以被还原为人的利益，但并纷歧定可以被还原为小我私家利益，这恰恰是团体法益与小我私家法益的区别。小我私家法益往往可体现为一小我私家或一部门特定人群的利益，而团体法益虽然与人相关，但并不意味着可被还原为一小我私家或一部门特定人群的利益。
如情况犯罪中，自然情况资源与人类配合生活相关，可是自然情况资源一般无法被还原到某一小我私家或某一群人。行受贿罪也是如此，无论将其法益界说为公职行为的廉洁性还是国民对公职行为的信赖，都不是某一小我私家或某一群人的利益。
有些看似是团体法益的，但其实是小我私家法益。如危害公共宁静罪，实际上最后可以被还原成某一小我私家或某一群人的利益，从这一角度而言其法益本质是小我私家法益。
//3.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偏向楠博士的提问： 王老师基于帕森斯的“结构-功效主义”的社会系统论来解释法益，似乎与Amelung教授的社会危害性理论（社会系统的反功效理论）很是靠近。与此同时，Jakobs教授与冯军教授基于卢曼的“功效-结构主义”的社会系统论来解释犯罪，认为刑法的任务并不在于法益掩护，而是在于规范维护。王老师认为，基于社会危害性的法益观点，各罪所掩护的法益应该体现为“维系社会配合生活所必须的外在条件”。
而Jakobs教授与冯军教授认为，法益不外是自由的定在，重要的是维系社会系统稳定的规范效力的有效性，从而维护人格体的规范性期待不会落空。既然王钢老师与Jakobs教授及冯军教授均是以社会系统论为逻辑起点，那么王老师从社会系统论出发来解释“法益侵害说”，是否与Jakobs教授及冯老师从社会系统论出发所推演的“规范否认说”是异曲同工呢？法益侵害与规范否认是否属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呢？王钢老师：我的看法与Amelung教授的理论有一定的相似水平，但并不完全一样。
我对于法益的界说有康德哲学的内在，我认为需要有一个尺度确定何种行为具备社会危害性，则康德哲学中的可普遍化原则似乎是一个可以被借用的尺度。而Jakobs教授的社会系统论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也存在区别，我认为Jakobs的体系始终没有回覆的问题是：规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如何认定哪些规范应当被接受、应当被遵守、甚至是应当被纳入刑法掩护？只管Jakobs教授的著作中提及社会契约论等作为确认规范的方式方法，但我认为这一尺度不够详细。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则是偏重存在论的体系，其更多是对社会运行的实际分析，并没有实际指引社会的应然偏向。我小我私家的设想是在康德法哲学的自由主义取向下，一定水平上通过联合我国宪法基本政治决议的规范，来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3.来自网友dqq的提问： 关于您提出的可普遍化原则，我们应该如何明白“普遍化”这个观点呢？什么水平上算到达了普遍化呢？王钢老师：可普遍化原则是康德法哲学中的焦点原则，也是哲学和法哲学上常见的叙述手段。
它最焦点的思想是执法给每小我私家施加的义务必须是理性人会自愿蒙受的义务，只有这样的义务此时与每小我私家的自治相协调的正当义务。我的可普遍化原则也存在这样的蕴含，即当所有的社会成员蒙受刑法为掩护法益而强加的义务时，用可普遍化原则解释这一义务的正当化。即执法所赋予的这一义务是理性人所普遍接受的，其实质上是由理性所赋予，这也是康德法哲学的基本内在，即每小我私家为自己立法。如果是行为规范的可普遍化，则要求全体理性人的同意。
从事实的层面，思量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对社会配合体的存续条件的危害，很难给出详细的比例，如果要给出详细的证明，我认为需要从社会学寻找谜底。至此，运动已经举行两个半小时，主持人陈金林老师简要总结了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对到场运动的列位表现谢谢，武大刑事法青年讲坛第九期圆满完成。敬请大家继续关注本讲坛的后续运动！泉源：武大经济刑法、悄悄执法人民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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